评论员 邱延波
说还是不说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艾滋病，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(AIDS)，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(HIV)引发的全身性疾病。目前尚无根治艾滋病的有效药物。这导致人们常常谈“艾”色变。
不少患上艾滋病的人对此讳莫如深。一些婚检被查出艾滋病的人，往往要求医生隐瞒情况，不要告诉伴侣。这让医生们处于两难境地：说了，侵犯患者的隐私权；不说，可能影响伴侣的健康。
当感染者的隐私权与伴侣的健康权在法律上博弈，医生该何去何从？
一、左右为难的“背锅侠”
据大象新闻报道，近日，一位自称某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在社交平台发文：一名女性在婚检中被查出 HIV 阳性，她向医生提出了一个关键要求，对未婚夫保密。医生在尊重患者隐私的前提下，按照规定上报了疾控中心。然而，男方不幸感染了艾滋病。愤怒之下，他将医生投诉至卫健委，导致医生被停职处理。
很多人认为，艾滋病是传染病，医生应该明确将女子患艾滋病的情况告知其伴侣。
然而，告知也是一种错。
这名医生举一个相反的例子。一年前，同样是一女生婚检被查出携带 HIV，在上报疾控中心的同时，医生将女方患艾滋病的情况告诉了她对象。结果，两人没能结婚，女孩子一直投诉医生。投诉成功后，医生被停职三个月，后来辞职了。
网友对此争议颇多。部分网友认为，医生应优先保护配偶的健康权，毕竟HIV等严重传染病关乎生命安全；另一些网友则强调，隐私权是患者的合法权益，医生无权擅自泄露。
在现行状况下，妙手仁心的医生，成了钻进风箱里的老鼠——两头受气。这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：无论医生如何选择，都可能成为“背锅侠”。
现行法律和制度未能给医生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，导致医生在隐私权与健康权的夹缝中艰难求生。
二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博弈
婚检结果的处理，实质上是个人隐私权与配偶知情权的博弈。
《民法典》第1042条规定，婚姻关系中双方负有忠实义务，隐瞒重大疾病可能构成欺诈，导致婚姻无效。然而，法律并未明确婚检中发现的传染病结果是否属于配偶知情权的范畴。艾滋病作为一种严重传染病，若患者隐瞒病情，配偶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可能受到威胁。但医疗场景中，患者隐私受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等法规严格保护，医生若擅自告知配偶，可能违反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，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民事赔偿。
这种法律上的模糊地带，让医生在实践中进退两难。湖北医生的案例中，疾控中心在接到报告后，未及时对患者配偶采取风险干预措施，导致悲剧发生。网友质疑：疾控中心是否失职？为何医生上报后，责任仍落回医生头上？
疾控中心作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，理应在评估风险后，通过合法途径通知潜在受害者，而非让医生直接面对配偶告知的伦理与法律风险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婚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婚姻双方的健康与知情权，但实际操作中却将医生置于“高风险区”。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热议：“医生不告诉，配偶染病闹医院；告诉了，患者投诉又停职，这还怎么当医生？”
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博弈，不仅让医生承受职业风险，也可能动摇公众对婚检的信任，进而影响公共卫生安全。
三、建立风险告知豁免机制与职业保障
面对婚检中的隐私与知情权冲突，医生不应成为制度漏洞的牺牲品。有律师提出，应当建立“风险告知豁免机制”。
婚检发现HIV等严重传染病后，医生应依法上报疾控中心，由疾控中心评估风险，必要时通过婚检机构或民政部门，以书面形式向患者配偶提示医学风险，而非由医生直接告知。
这种机制既保护患者隐私，又保障配偶的健康权，避免让医生陷于两难境地。例如，婚检机构可出具匿名化的风险提示函，告知配偶“存在健康风险，建议进一步检查”，而不直接披露患者病情。
卫生行政部门还应完善职业风险保障，出台操作指引。明确医生在婚检中的报告义务仅限于疾控中心，后续风险干预应由疾控中心或第三方机构负责。同时，建立医生的职业豁免机制，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医生免除不当追责。明确的操作指引和豁免机制，能让医生在履职时更有底气。
同时，要加强公众教育，提升婚检的透明度与信任度。民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可通过宣传，强调婚检对双方健康的重要性，鼓励患者主动告知配偶，减少医生的伦理压力。完善婚检知情同意书，明确患者有义务向配偶披露重大疾病结果，降低隐瞒风险。
医者仁心，制度当护。湖北医生的遭遇，折射出婚检制度在隐私保护与健康保障之间的失衡。医生既要遵守法律保护患者隐私，又要面对配偶健康权的道德压力，这种两难处境不应由医生独自承担。建立风险告知豁免机制、完善操作指引、加强公众教育，是破解困局的必由之路。
唯有让法律更清晰、制度更完善，才能让婚检真正成为婚姻健康的守护者，而非医生的“职业陷阱”。期待相关部门尽快行动，让医生不再成为制度漏洞的“替罪羊”，让婚检回归其保障健康与信任的初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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